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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博雅学院招生看通识教育的困惑

作者:熊丙奇 来源:南方都市报 发布时间:2011年05月12日
 

       35人,在中山大学8000名新生中,不到百分之一。但这一“四年不分专业、以培养‘做学问’人才为目标,以古代经典阅读为重点”的通识教育开创性举措,却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关注。中山大学从招生到开学典礼高调宣传博雅学院,也透露出学校对这一探索的高度重视(9月20日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)。从目前的舆论反应看,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同,而是充满争议。

具体而言,质疑的意见包括三方面。一是培养“做学问”人定位本身,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,知识的记忆量已经不是评价“学问”人的标准,学习新知识的速度,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信息的能力,远比拥有多少信息重要。
        二是教育内容的安排,如果古代经典阅读,《诗经》和孔孟著作课程,是通识教育内容的核心,这样的“通识教育”是极为单薄的。2005年复旦大学开启通识教育改革,设立复旦学院,要求所有大学一年级学生接受包括文史经典与文化传承、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、文明对话与世界视野、科技进步与科学精神、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、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在内的六大模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学习。与之对比,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更像一个“国学班”,少了通识教育中最重要的——— 关于独立人格、批判思维的教育。
       三是学生的出路,这是家长们最为担忧的,学了四年这些“无用”的东西,今后怎样去就业?毕竟,做学问也要生活啊!
        通识教育对于中山大学这类办学定位为精英教育的学校来说,本是题中之义。可为何这小规模的试点,却让大家充满质疑呢?在笔者看来,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争议,正反映我国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困境。
       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,有关学者概括为五方面:自主办学、学术自治、教授治校、学生自治、通识教育。这五方面看似分离,实为一体,也就是说,通识教育必须基于自主办学、学术自治、教授治校、学生自治的学校环境,离开了这样的学校环境,通识教育可以开展,但很难真正做到“通”,比如,教师是否拥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?学生是否拥有自由选择课程、选择教师、评价教师的权利?当利益受损,学生能否向学校争取属于自己的权益?这些课堂之内的教育,与课堂之外的熏陶,关系到真正意义的通识教育的推进。很显然,目前定位为精英教育、准备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的国内高校,尚不具备上述环境。因此,在已经推行通识教育尝试的高校进行的调研显示,通识教育有其形无其神。
        假使在学术自治、教授治校的环境中,进行通识教育的内容与课程设置,必然有一个教授委员会,负责教育与教学事务,而不是由院长或系主任一个人决定上哪些课程;同样,应给学生更多的课程选择空间,包括本学院之内的课程与其他学院的课程,而不能必修课程占了绝大多数。举例来说,哈佛大学学生的必修课,包括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。学生可以从规定的40个领域中选择主修课,选修课则占60%。中山大学学生的课程就集中在人文科学领域,学生的选择空间有限,不知“通”从何来?
       另外,在精英教育的定位以及通识教育的意义上,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增大,已经发生变异。前几年,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一些学校领导,都宣称大学要培养蓝领,要大幅增加技能教育、职业教育内容。到目前为止,大学教育功利化、职业化的倾向并没有得到遏制,原因是大学教育与就业的关系没有理清,大学所担负的教育职责与社会、用人单位担负的职业化培训职责边界模糊。在社会对大学生的评价中,普遍坚持大学毕业之后马上能上手,为用人单位产出效益的“人才观”,由此一来,大学生乐于在大学里学习实用性、工具性课程,花大量时间去实习积累经验,而对一些自然科学基础课程、人文学科基础课程毫无兴趣。学生们会问:“学这些有什么用呢?还不如去考一个口译证书。”很自然的,家长和社会也会对大学的“通识教育”将信将疑。

       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,决然不是简单地设立一个学院,然后集中一批课程,让学生攻读。在进行新的改革时,有必要围绕教育的本质意义,摆脱现有教育制度和环境对教育改革的束缚,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。在笔者看来,在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,应该建立教授治院、学术自治、学生自治的管理制度,给学生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,提供更大的选课平台、实行完全学分制,这才是通识教育的正途,而对于这样的通识教育尝试,社会应给予更多的宽容,不能用这些学生毕业时的动手实践能力如何来作为评价标准。偏离教育的本质意义而推出的“改革”,虽然受影响的学生不多,但是,却会因“改革”的失败而耽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进程,也误导了公众对大学通识教育的认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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